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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正面战场功绩不容诋毁
2008-06-28 18:59:47.0
抗战已经胜利六十三年了，我们的宣传也从国民党不抗日逐渐还原 了历史的真相，肯定国军在正面战场以及远征军的历史功绩。可是，依然有些人还在诋毁国军的贡献，置在那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牺牲英烈于不顾，实非我辈所应为。鉴于此，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入笔，为国军正名，为我中华英烈正名，为在那场战争中挥洒热血的中华儿女正名！
一、抗战初期中日实力比较：
战争是交战双方政治 、经济、军事等实力的较量，交战双方的实力、地理因素等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千差万别。抗战爆发之前,国民经济的主要成份仍是农业 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岛国军备及一切物质“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及近乎绝对的制空权”,且在东北已建成侵吞中国的强大后方基地。
1、兵力对比 ：
当时，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力量202.9万人；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力量5.6万人。 日军从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在中国战场投入总兵力达32个师、16个独立混成旅、3个骑兵旅，包括海军在内共100余万人。
2、编制情况对比：
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两个旅团，四个步兵联队，每个步兵联队又有五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近千人，一个满编的师团超过两万人，一个联队大概五千人左右。而国军的编制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方块制，抗战中期开始实施的，每团三到四营，营300到500人不等，一个师4000到10000人）当然那些精锐的甲种师（采取三三制的）会好一些，但是一个师也就是日军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
3武器装备对比：
国军装备的汉阳造、毛瑟98K，捷克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毛瑟手枪还有引进的英国 斯登，美国汤姆逊、德国伯克门等冲锋枪。而日军标准装备为三八式步枪、歪把子、92式重机枪、南部手枪。
重火力方面：国军每个师装备山炮五门，汽车二十辆，坦克无，无空中掩护，没有基本医疗保障，没有防化设备 。没有大型工兵器材，通讯单一，弹药补充不充分。火力持续时间短而且弱，反坦克能力为无，后勤保障更是简陋。当然，几个德械师要好一些。
日军的一个师团装备有54门75MM的野炮或山炮，少数师团用12门105MM炮替换了75MM炮。汽车150－200辆、50－80辆坦克、还有及时的空中支援及高一级的重炮支援。
由此可见，在单兵轻火力方面国军优于日军。由于在正面战场，部队按师-团展开，双方都能得到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中国军队就面临巨大的劣势，重火力支援上即使是87、88这样精锐的德械师，也很难和日军一个满编的甲等师团对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另一个问题 ——在营以下规模战斗时，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胜率高的原因。
4、兵员素质：
日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普遍在高中 左右，包括部分初中毕业。士兵职业化程度高（前期为募兵制），战斗热情高，大部分具有随时为战争抛弃一切的准备。长年累月接受高强度军事训练，体格强健，意志顽强！
国军士兵的文化 普遍不高，能认字就不错了。士兵当兵是为了有口饭吃，有相当部分的士兵为抓丁，部队相当不稳定。战斗热情不高，士气低落，训练强度低。但是军阀之间的常年混战，使这些士兵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二、战略决策：
1、“持久战”对“速战速决”
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优势在于地大物博、有广大的战略纵深、有雄厚的补充兵源；但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对战争给与有力的支持，这个只能依靠国际 援助。但国际形势又不可能有哪一个大国在短时间内愿意武装一个强大的中国军队，只能“守以待变”。
而日军的优势则在于：有强大的现有战力，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持战争；劣势是：缺乏资源和兵源以支持长期战争。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而且日本从来没有想要占领整个中国，而只想打败中国政府后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完成对中国资源的掠夺。
故此在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认为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政见,提出抗敌的战略。著名学者傅斯年提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 “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多次撰文，力主中日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桂系首领李宗仁指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可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重要官员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已取得共识，有了持久抗战的打算。（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在此之后，所以持久战并非毛所独创，毛只是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阶段论。）这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制定对日作战方针有积极意义。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持久消耗战略”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中日双方遂进入正式作战阶段后。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蒋介石首次阐发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这一计划虽然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相应的计划,但毕竟是已考虑到在敌强我弱，既要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作战计划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战略。指出：“抗日战争的胜败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胜利！”同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也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战争。
2、战略的实施：
根据中国的地利条件，日军大本营最初的计划是：由北向南进攻。也就是由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从上往下打，最好在华北平原地区消灭国军主力，最差也是占领长江以北与中国政府划江而治。
这个战法是有历史由来的，中国历史上几乎都是由北向南进攻者的成功，由南向北则很难。（只有明朝朱元璋成功过。）而且，在华北平原地区与国军决战更能发挥日军火力和机动能力上的优势。
同样，中国地理条件也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另一个战法的可能。即利用长江水网地区不利于日军机动和兵力展开的地利，节节抵抗、层层防御，最大限度的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最终赢得时间。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法。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就曾思谋对日作战的重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调集30万兵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蒋介石也对日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8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力图采取持久战略，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态势。
一、抗战初期中日实力比较：
当时，中国国民党拥有武装力量202.9万人；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力量5.6万人。 日军从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在中国战场投入总兵力达32个师、16个独立混成旅、3个骑兵旅，包括海军在内共100余万人。
2、编制情况对比：
日军一个师团的编制两个旅团，四个步兵联队，每个步兵联队又有五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近千人，一个满编的师团超过两万人，一个联队大概五千人左右。而国军的编制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方块制，抗战中期开始实施的，每团三到四营，营300到500人不等，一个师4000到10000人）当然那些精锐的甲种师（采取三三制的）会好一些，但是一个师也就是日军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
3武器装备对比：
日军的一个师团装备有54门75MM的野炮或山炮，少数师团用12门105MM炮替换了75MM炮。汽车150－200辆、50－80辆坦克、还有及时的空中支援及高一级的重炮支援。
4、兵员素质：
二、战略决策：
1、“持久战”对“速战速决”
而日军的优势则在于：有强大的现有战力，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支持战争；劣势是：缺乏资源和兵源以支持长期战争。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速战速决”。而且日本从来没有想要占领整个中国，而只想打败中国政府后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完成对中国资源的掠夺。
故此在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认为对日本要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4月，蒋介石在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发表政见,提出抗敌的战略。著名学者傅斯年提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 “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多次撰文，力主中日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桂系首领李宗仁指出“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可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国民党重要官员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已取得共识，有了持久抗战的打算。（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在此之后，所以持久战并非毛所独创，毛只是明确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阶段论。）这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后制定对日作战方针有积极意义。
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持久消耗战略”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日军占领平津之后,中日双方遂进入正式作战阶段后。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蒋介石首次阐发了“持久和消耗”是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中国战胜日本的方法之一。
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指出：“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这一计划虽然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的考虑和相应的计划,但毕竟是已考虑到在敌强我弱，既要阻止日军的强大攻势，消耗其主力，又要保持中国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过去的作战计划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明确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战略。指出：“抗日战争的胜败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胜利！”同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也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
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按照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战争。
2、战略的实施：
根据中国的地利条件，日军大本营最初的计划是：由北向南进攻。也就是由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从上往下打，最好在华北平原地区消灭国军主力，最差也是占领长江以北与中国政府划江而治。
这个战法是有历史由来的，中国历史上几乎都是由北向南进攻者的成功，由南向北则很难。（只有明朝朱元璋成功过。）而且，在华北平原地区与国军决战更能发挥日军火力和机动能力上的优势。
同样，中国地理条件也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另一个战法的可能。即利用长江水网地区不利于日军机动和兵力展开的地利，节节抵抗、层层防御，最大限度的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战争资源，最终赢得时间。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法。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就曾思谋对日作战的重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调集30万兵力，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蒋介石也对日军发起了强大攻势，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8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针对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力图采取持久战略，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敌我优劣态势。
由此，战争的主要方向由北方变成了长江沿岸和南方，国军完成了对战略的掌控，成功地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法，实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意图，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可以说，从这时开始，整个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了中国手中。
不过，日军仍然强大，所以战争的牺牲仍然巨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国军在几次大战役中的表现和付出的牺牲。
三、正面战场的战役实施：
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1937年淞沪抗战结束后，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而且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 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S226;&S226;&S226;&S226;&S226;&S226;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1938年3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S226;&S226;&S226;&S226;&S226;&S226;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 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 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年1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1943年5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1944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1945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1945年4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
四、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数和自身伤亡人数：
国共双方的伤亡和歼敌人数：国军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余位。歼灭日军100余万。
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
由此可见，国军承担的是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歼敌数和伤亡数都远大于共产党。第三阶段的确只有1945年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国军从芷江会战开始向东收复了一些广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的一些失地，主力也开始有从大西南向东调动的趋势，但尚未调动完毕，日本就投降了。
此外，共产党方面东北抗日联军也参与了对苏军解放东北的配合作战，八路军收复了河北山东的一些地区，新四军也收复了华东部分地区（主要是苏北，重庆谈判后共产党从这一地区撤出），这些解放区也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大本营。
如果单指歼灭日军，武汉会战歼敌最多。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分五路沿长江和大别山北麓合击武汉，我官兵虽英勇苦战，于田家镇、万家岭重创日军，但因蒋介石将120万精锐分散防御，使敌轻取要塞，全局大乱，恶战四个月，日军伤亡惨重。此后，日本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拖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战后在双方的统计数据中，中日双方公布的日军伤亡人数分别为20万和6万余人，而最为准确的数字大概是10万人左右。
如果附加上伪军，歼敌最多的战役当属春夏攻势：1944年春到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寇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反攻，歼日伪军29.5万，克县城79座，解放人口1340万。
另外在其他大型战役具体排行如下：
淞沪会战：1937年8月，我70万抗击侵沪之敌28万，拉锯三个月，日初败后改从杭州湾登陆迂回，我军为免被合围而退，沪陷，我伤亡30万，歼敌6万，以血肉粉碎了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在进入相持阶段后进行了二十次局部的战役，互有胜负，我取得较大战果的有随枣、桂南（昆仑关）、上高、鄂西、常德、湘西等几次会战，特别是1939年、1941年、1942年进行的三次长沙会战，我军都利用湘北有利地形，以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再断补给、反包抄的战法，分别歼敌4万、4万、5.6万人。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战役。
两次赴缅会战：1942年首次赴缅，因英军大溃导致中国远征军10万精锐陷入绝境，损失过半。1944年二次滇西缅北反击战则以两路军痛歼日寇4.8万、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而报了一箭之仇。
百团大战：因德国欧战得利，日加紧进攻。为反投降，振民气，打破囚笼政策，1940年8月起，我八路军以105个团40万人在华北破铁路拔据点反扫荡，歼敌4.6万，鼓舞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徐州会战：1938年3月，在台儿庄痛歼冒进之敌1万，是抗战首场大胜，然恃胜集60万大军欲与敌决战于平原。为30万日军六路包抄，我军巧突围保存了有生力量，成功以空间换得时间。在整个战役中总共歼敌3万多人。
忻口会战：1937年10月，为保华北在山西作的防御战，虽歼战2万，平型关一战亦可圈点，却终因侧翼娘子关指挥失当被逼撤退，黄河以北国土尽失。但也为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留下广阔空间。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八路军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实力，对日军发动的战役基本上以游击战为主，战斗较为频繁，但歼敌都较少，基本上歼灭数百人都可以算得上为大战役了，因此在整个抗战中较大的战役多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中进行的。
与此相对，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
五、其他一些问题：
1、中国能否独立打败日本？
如果不是战略反攻时间来得太短，中国人是有能力打败日本鬼子的。日本人不承认，是不甘在中国人面前承认失败，如果再有三至八年的时间，中国人独立打败日本不是神话。但历史客观条件是这样的，美苏对日本的进攻，加速了中国的抗日进程，更多的是其追逐军事优势和经济利益的表现。解放中国人，他们未必放在心上。政治层面上的话，我们自已应该仔细甄别。
2关于正面战场“大溃退”的意见：
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而过去的一些论著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 。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3、敌后游击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支持，恐怕也很难确的对日抗战全面的胜利，事实上在百团大战和对日反攻的时候就明显的表现出来，在大队——营级的对抗中，中国军队由于轻武器和日军没有绝对的差异，所以才有梁山上一个营吃掉日军一个大队的精彩战例，但是在联队——团一级，就鲜有出彩的地方。而到了师团、旅团——师一级，八路军在深入敌后抗战之后就没有过师以上编制的集结，更不用说战例了（唯一一次是“百团大战”——破袭战，沿正太铁路展开。）。老毛说要对日最后一战，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的城市进攻，但是由于缺乏重火力的支援，虽然根据地建到了南京上海济南天津城外，但是却攻不下来眼巴巴看着国民党乘飞机风尘仆仆赶来受降，靠这样的力量，收复失地光复祖国在当时的条件下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斗争是消耗敌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如果不能使沦陷区陷入混乱，而使日军站稳了脚跟，那么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目的就会达到，也是有鉴于此，蒋介石设立过冀察、鲁苏两大战区展开游击战（当然是国民党式的），江南也有国民党的游击队，而平津地区军统也组织了有效的暗杀破坏活动。当然由于国民党的局限，其敌后斗争的成果却是无法和共军相比。而正面战场的作战和抵抗则是抗战胜利的前提保证，毕竟游击战要在敌占区进行，这就不用多说了，要想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死敌人，首先要让敌人掉进海里。
所以，正面战场和的后战场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要单方面的讲只有游击战才是抗战制胜之道。难道中国的几百万军队都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如果没有抗战史又要如何来书写呢？
综上所述，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功绩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我们必须去缅怀和敬仰的。历史不容蔑视，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历史。试问那些一味否定国民党抗战之功的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哪一个中国政府在抗日？否定了国民政府这段可歌可泣、慷慨激昂的历史又该怎么写？
不过，日军仍然强大，所以战争的牺牲仍然巨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国军在几次大战役中的表现和付出的牺牲。
三、正面战场的战役实施：
除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1937年淞沪抗战结束后，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而且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 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S226;&S226;&S226;&S226;&S226;&S226;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1938年3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S226;&S226;&S226;&S226;&S226;&S226;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S226;&S226;&S226;&S226;&S226;&S226;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 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 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年1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1943年5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1944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1945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1945年4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
四、国民党正面战场歼敌数和自身伤亡人数：
国共双方的伤亡和歼敌人数：国军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余位。歼灭日军100余万。
共产党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
由此可见，国军承担的是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歼敌数和伤亡数都远大于共产党。第三阶段的确只有1945年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国军从芷江会战开始向东收复了一些广西，湖北，湖南等地区的一些失地，主力也开始有从大西南向东调动的趋势，但尚未调动完毕，日本就投降了。
此外，共产党方面东北抗日联军也参与了对苏军解放东北的配合作战，八路军收复了河北山东的一些地区，新四军也收复了华东部分地区（主要是苏北，重庆谈判后共产党从这一地区撤出），这些解放区也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大本营。
如果单指歼灭日军，武汉会战歼敌最多。
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分五路沿长江和大别山北麓合击武汉，我官兵虽英勇苦战，于田家镇、万家岭重创日军，但因蒋介石将120万精锐分散防御，使敌轻取要塞，全局大乱，恶战四个月，日军伤亡惨重。此后，日本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拖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战后在双方的统计数据中，中日双方公布的日军伤亡人数分别为20万和6万余人，而最为准确的数字大概是10万人左右。
如果附加上伪军，歼敌最多的战役当属春夏攻势：1944年春到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寇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反攻，歼日伪军29.5万，克县城79座，解放人口1340万。
另外在其他大型战役具体排行如下：
淞沪会战：1937年8月，我70万抗击侵沪之敌28万，拉锯三个月，日初败后改从杭州湾登陆迂回，我军为免被合围而退，沪陷，我伤亡30万，歼敌6万，以血肉粉碎了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
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在进入相持阶段后进行了二十次局部的战役，互有胜负，我取得较大战果的有随枣、桂南（昆仑关）、上高、鄂西、常德、湘西等几次会战，特别是1939年、1941年、1942年进行的三次长沙会战，我军都利用湘北有利地形，以逐次抗击、诱敌深入、再断补给、反包抄的战法，分别歼敌4万、4万、5.6万人。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战役。
两次赴缅会战：1942年首次赴缅，因英军大溃导致中国远征军10万精锐陷入绝境，损失过半。1944年二次滇西缅北反击战则以两路军痛歼日寇4.8万、会师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而报了一箭之仇。
百团大战：因德国欧战得利，日加紧进攻。为反投降，振民气，打破囚笼政策，1940年8月起，我八路军以105个团40万人在华北破铁路拔据点反扫荡，歼敌4.6万，鼓舞了我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徐州会战：1938年3月，在台儿庄痛歼冒进之敌1万，是抗战首场大胜，然恃胜集60万大军欲与敌决战于平原。为30万日军六路包抄，我军巧突围保存了有生力量，成功以空间换得时间。在整个战役中总共歼敌3万多人。
忻口会战：1937年10月，为保华北在山西作的防御战，虽歼战2万，平型关一战亦可圈点，却终因侧翼娘子关指挥失当被逼撤退，黄河以北国土尽失。但也为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留下广阔空间。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八路军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实力，对日军发动的战役基本上以游击战为主，战斗较为频繁，但歼敌都较少，基本上歼灭数百人都可以算得上为大战役了，因此在整个抗战中较大的战役多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中进行的。
与此相对，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
五、其他一些问题：
1、中国能否独立打败日本？
如果不是战略反攻时间来得太短，中国人是有能力打败日本鬼子的。日本人不承认，是不甘在中国人面前承认失败，如果再有三至八年的时间，中国人独立打败日本不是神话。但历史客观条件是这样的，美苏对日本的进攻，加速了中国的抗日进程，更多的是其追逐军事优势和经济利益的表现。解放中国人，他们未必放在心上。政治层面上的话，我们自已应该仔细甄别。
2关于正面战场“大溃退”的意见：
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而过去的一些论著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 。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3、敌后游击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没有正面战场的支持，恐怕也很难确的对日抗战全面的胜利，事实上在百团大战和对日反攻的时候就明显的表现出来，在大队——营级的对抗中，中国军队由于轻武器和日军没有绝对的差异，所以才有梁山上一个营吃掉日军一个大队的精彩战例，但是在联队——团一级，就鲜有出彩的地方。而到了师团、旅团——师一级，八路军在深入敌后抗战之后就没有过师以上编制的集结，更不用说战例了（唯一一次是“百团大战”——破袭战，沿正太铁路展开。）。老毛说要对日最后一战，八路军新四军向附近的城市进攻，但是由于缺乏重火力的支援，虽然根据地建到了南京上海济南天津城外，但是却攻不下来眼巴巴看着国民党乘飞机风尘仆仆赶来受降，靠这样的力量，收复失地光复祖国在当时的条件下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斗争是消耗敌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如果不能使沦陷区陷入混乱，而使日军站稳了脚跟，那么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目的就会达到，也是有鉴于此，蒋介石设立过冀察、鲁苏两大战区展开游击战（当然是国民党式的），江南也有国民党的游击队，而平津地区军统也组织了有效的暗杀破坏活动。当然由于国民党的局限，其敌后斗争的成果却是无法和共军相比。而正面战场的作战和抵抗则是抗战胜利的前提保证，毕竟游击战要在敌占区进行，这就不用多说了，要想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死敌人，首先要让敌人掉进海里。
所以，正面战场和的后战场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要单方面的讲只有游击战才是抗战制胜之道。难道中国的几百万军队都化整为零去打游击？如果没有抗战史又要如何来书写呢？
综上所述，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功绩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我们必须去缅怀和敬仰的。历史不容蔑视，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历史。试问那些一味否定国民党抗战之功的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是哪一个中国政府在抗日？否定了国民政府这段可歌可泣、慷慨激昂的历史又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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